英國詩人尼古拉斯·布雷頓將公益慈善界定為“沽名釣譽”。英國劇作家約翰·蓋伊評論稱：“從做好事獲得的快樂，勝於其他全部個人享受。”法國小說家古斯塔夫·福樓拜說：“每一件好事都讓人十分自豪。”在《魔鬼詞典》一書中，美國諷刺作家安布羅斯·比爾宣明會斯將慈善家界定為：“一位富有(且通常禿頭)的老紳士，這種人練會了在自己的良心促使其掏錢時微笑。”等等，不一枚舉。

可是，無論說慈善是“沽名釣譽”也罷，是“快樂”、“自豪”，或是“良心”也好，針對“慈善”這個舶來詞，則在家鄉歐洲也沒有一個精確的定義。

我們再到宗教的范疇尋找，不論是佛祖的慈悲、耶穌的仁德、穆罕默德的賑濟，世界三大宗教佛家、基督教和伊斯蘭教，雖然教法不同，修持方法迥異，但卻擁有共通的精神，那就是慈善。

在教徒以外，不信教者都紛紛舉著慈善的旗幟，做著公益慈善，可以說，慈善已成為世界的宗教。

在等級社會裏，曾有這樣一個說法，世間有三種人，下等人是想避開禍端痛楚，而不得不揚善，所謂畏而行之;中等人知道揚善之福樂，好似愛財般努力揚善，所謂利而行之;上等人醒悟一切眾生同體無二，則利益他人好似權益自己，盡管揚善無行善之想，所謂安而行之。

施粥祈願

當今文明社會，人已不分三六九等，但我們可用當下社會流行的窮人、中產者、富人來替代上文中的下等人、中等人與上等人，也大概說的過去。

假若如此，不論是畏而行之，利而行之也罷，亦或安而行之也好，只要世間能做到人人揚善，善及人人，不以善小而不為，不因惡小而為之，則天下太平矣。

當有人能做到若海上善，惠及萬物，滋養萬物，卻不和萬物爭高下，其今生也足已。

實際上，作為一個擁有五千年曆史的文明古國之一，中國的慈善事業也源遠流長。

在大陸學者看來，大陸的慈善最早源於周朝。《周禮·司徒》記述，“以保息六養萬民”(以六項保安蕃息的政策護養萬民)，即慈幼、養老、振窮、恤貧、寬疾、安富。以及從周朝開始“荒政”(實行災民救助)對策，都是“民為邦本”(即民本主義)觀念的體現，強調賑貧恤患，援助老少孤寡即慈善活動的必要性。

宋代地方官劉宰，在災荒年裏三次開設個人粥局，規模性賑濟災民，賑濟人數最多的時候達到每日上萬人。

此後，無論從孔孟的“仁德”、“仁術”的儒家文化體系社會慈善觀念，到漢朝董仲舒的“獨尊儒術”;從墨子的“兼愛”到唐朝韓愈的“仁德”，及其孫中山“三民主義”和共產黨人的“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”，都充分體現了“民本主義”思想與中華民族濟貧扶弱的“仁德”觀及人道主義精神。

對於大陸傳統慈善的方式，也與西方各有不同。在一項有關《中國慈善籌資曆史》的研究表明，在佛家傳到大陸以前，以分散在多個家族中的祭田、族田、貢士莊等為關鍵標識的家族慈善。在6世紀佛家傳到大陸後，宗教慈善便慢慢替代家族慈善，變成社會的主流。寺廟采用自辦的公益運營，如從業耕種、紡織等產業經營及賣茶、紗、繡品等產商業經營等，以便慈善公益之需;還通過發動捐款，鼓勵教徒參加慈善活動。到了唐代，民間佛寺已有充足的社會經濟力量來自行組織各種福田院(一種救助組織)，達到興盛。

宋朝慈善組織福田院，盡管借用了佛家的“福田”之名，但是與佛寺並沒直接地關聯。

但這種日益龐大的社會經濟力量最後危及到凡俗政權的統治，釀成從北朝至五代“三武一宗”的幾次規模性政教矛盾與滅佛運動。從此以後，在社會救濟事業宣明會上，宗教團體從第一線退回第二線，主力落到中央政府身上，進而進到政府慈善階段。

政府從佛家組織的手中承接了慈善組織的管理工作，用公款付款慈善組織的開銷，並挑選了地區耆老管理事務，佛家組織社會影響力因此削減，而政府的社會責任相對增強了。直到明清時期，這類政府統籌的做法仍占有慈善籌資的主流。

到了民國，因為政府忙於戰爭，救助不力，由社團組織舉行公益慈善變成大陸公益慈善的重要方式。1948年的《中國年鑒》公布：當時全國有4172個救助組織，其中民辦者1969個，占47%。在眾多民間慈善救助機構中，影響較大的有中國紅十字會、中華慈幼協會、戰時兒童保育協會、香山慈幼院、華洋義賑會等。

1949年，新中國創立之後，當時社會有一種流行的觀點：“大家相信，共產主義是人間仙境，可以讓廣大群眾消除一切苦難，徹底擺脫貧困，過上富有的美好生活。既然這樣，就無需也無必要發展公益慈善。”

“政府鼓勵了一切政治或行政的能量開展救助，也由此構成了一切由政府包攬的援助布局，以前熱鬧一時的社會公益慈善馬上在神州地面銷聲匿跡。”湖南師大曆史文化學院教授周秋光在其所著《中國慈善簡史》中表示。

據《中國慈善簡史》表明，從1954年到1980年，中國大陸宣明會已不再存有有真正意義上民間慈善組織，沒有看到過有組織、有規模、經常的慈善活動。